刚刚过去的一周，日本在安保领域动作不断。据央视新闻报道，日本执政的自民党高市早苗内阁于4月21日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
23日，高市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并将移交参议院进行表决。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日本突破“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还是计划效仿美国建立国家情报局，都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遭到多方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一系列危险动向，戳穿了其“和平国家”和“专守防卫”的自我标榜。很多专家学者担心日本重新开启战争机器，对外输出战争，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将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东亚地区不稳定的导火索”
在此次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调整前，日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出口的防卫装备仅限于救援、运输等5种以后勤用途为主的武器类型。新措施则规定，日本武器出口范围将在事实层面上实现全面放开，杀伤性装备也可能被纳入其中。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高市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多重险恶图谋，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又一重大变化，“日本正在向‘再军事化’方向大步前进，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
他表示，二战结束后，日本确立了以“和平宪法”为核心的安保体系，其中“武器出口三原则”成为一项关键制度安排，“但从近些年来看，日本政府不断通过放宽相关限制、修改相关规定，旨在为武器出口松绑。如果说过去是遮遮掩掩的阴谋，那发展到现在完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阳谋’，通过内阁决议来突破宪法的障碍。”
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彼时的安倍政府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以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数十年来对外出口武器装备和技术的限制。2023年和2024年，日本政府又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南，允许向安全合作伙伴国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5类非杀伤性装备；向受到“侵略”或者相关威胁的国家转让非杀伤性装备。
据央视新闻报道，4月18日，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一项军购协议，将向澳大利亚供应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已成为日本战后金额最大，也是自2014年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来，最具影响力的防卫装备出口项目。
此外，自高市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一直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今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决议，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拟新设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具体事务机构的情报机制。
陈子雷表示，高市上台后，在这一既不属于经济、又不隶属于民生的安保领域“最积极”，“当前此举相当于高市内阁在日本国会内部缺少约束的现状下，全面为安保开绿灯，日本已成为当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以及地区不稳定的导火索。”
掩饰经济增长乏力现状
据央视新闻报道，4月以来，日本民众已通过多次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政府的危险动向。4月19日，约3.6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尤其是宪法第九条）、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等政策。这是自4月8日以来，日本国会附近再度出现3万人左右大规模的反修宪集会。
陈子雷分析，高市上台后加快推动武器出口的原因之一在于她意识到武器出口是利润丰厚的产业。“在此前‘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的武器装备制造主要满足日本国内的需求。而要确保相关军工企业的产能或者生产线不停摆、不废弃，生产成本非常高。”他分析道，“在当前日本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高市内阁希望放开武器出口，有助于通过军售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从而提振本国经济。而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
而“国家情报局”的相关动向自酝酿阶段就一直在日本国内受到质疑与担忧。据央视新闻报道，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淳也曾在众议院会议上指出，“国家情报局”搜集的情报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金子胜上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高市政府试图通过修宪和军事化掩盖日本即将到来的经济崩溃，这一切都是在‘重蹈覆辙’。”
在陈子雷看来，高市内阁一系列的举措掩饰不了当前日元贬值令日本经济承压的现状。而中东冲突以来，输入型通胀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民生负担。当前随着国际油价大涨，日元贬值压力进一步加大，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45日元，“160关口”被市场广泛视为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警戒线。
日本总务省4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3月核心通胀率降至1.8%，连续两月低于央行目标，这一数据反映出短期内政府干预对能源成本的缓冲作用明显，但潜在通胀压力并未消失。月初，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对外透露，日本政府的燃油补助每月耗资约6000亿日元，最多三个月资金就会见底。
当前，中东局势紧张对日本企业运营造成广泛冲击。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近97%的受访日本企业表示经营受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原油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不稳定。
“当前，日本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领域，甚至一些传统制造业领域，竞争力都不占优势，所以在这一背景下祭出军工产业，本质上就是想借军工领域的扩张，掩盖日本在民用产业竞争力下滑、经济长期增长乏力的真实困境，试图靠激进的对外政策转移民众对民生困顿、经济疲软的不满，维系自身的支持率。”陈子雷表示，“由此，要特别警惕新型‘军国主义’在日本国内舆论煽动下的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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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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